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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面家暴、变故与死亡|心理咨询师的“心理波

更新时间:2019-06-09

  在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里,心理咨询师总是板着一张脸,似乎看不出一点感情,简直是一个过于冷静,甚至有些冷淡的印象。

  抑郁、焦虑、恐惧……越是剧烈的情绪,就越可能来自人生中的重大变故。面对那些情绪的疾风骤雨,心理咨询师其实和你我一样,内心都会出现波动。

  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一位青少年来访者,第一次见面我就感到Ta可能已经处在重度抑郁阶段,甚至可能就在自杀边缘。

  Ta是在父母陪同下和我见面的,当时我很快发现来访者状态明显很不好,同时也发现Ta的家人对此极力否认——

  一边重复这样的言语,孩子的父母一边提出希望,请我能快速让孩子变好,回去读书。

  但是这个孩子的状况已经不在心理咨询的范围内了,根据经验我认为Ta需要精神科的介入,甚至是需要住院的。

  我一再告诉孩子的父母,Ta的情况已经超出我的工作范围,还帮他们联系好了精神科医生。

  和这一家人见面后,连续几天我都担心这对家长没有带孩子去找我推荐的精神科医生,毕竟我们见面时家长言语中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否认。给那位医生打电话确认后,我得知那对家长真的没有带孩子去。

  那段时间我就很担心孩子会有什么问题,在重度抑郁的状况下,如果家人的态度如此强烈,我很怕会出问题,每天我都会担心那个孩子会怎么怎么样,一想起来心里就会起很大波动。

  当时我和我的督导谈了一下这个孩子的事情,这个孩子当时并不是我的来访者,我们没有开展心理咨询的工作,其实我是不能打破这个设置去干预的。

  在这次电话中我了解到家长把孩子送进一家中医药的调理中心,希望孩子能通过喝中药快速“治好”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。我并不是反对中医,但是我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能明显感到,Ta需要的是精神科的介入、帮助。

  就在这次通话的时候,心里那种担心又更强烈地涌上来,隔着电话我也深深感到,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。

 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,我几乎是每个月给这对家长打一次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。直到有一次很偶然从其他同事那里听说,那对家长终于还是带着孩子去了精神科,并且住院治疗。

  真的忘不了那一次见面,孩子自己都能感到自己问题很严重了,特别是自我伤害的念头,但父母还在用一些否定的言语进一步伤害Ta……

  关于青少年个案的咨询问题,我和个人体验老师、督导老师前前后后做了十几次、几十次交流,反复谈论我产生的那些担忧、焦虑等等情绪波动,最终消化、整理了自己的情绪和思路。

  Ta最大的困扰是没有办法相信别人,我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,Ta甚至很怕走出家门,因为一旦出门就会见到生人。

  后来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,一起进行咨询工作做了四五年,虽然没有完全帮助Ta从这种恐惧中走出来,但我们做到了一些改善。

  有一次在咨询时,我们谈到Ta对孤独的恐惧,这次谈话后Ta可能很难消化这个感受,在某一天突然发信息告诉我说,Ta觉得自己已经好了,Ta可以不出门,不见任何人。

  Ta是我开始做心理咨询师后不久开始一起工作的一位来访者,之前那么多年做过的努力,没想到就这样消散了,突然归零。

 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,我当然理解Ta并不一定是在回避我,可能是在回避自己心里的恐惧感。

  但是一段心理咨询并不是这样突然结束的,即使要停止一段咨询关系,我也希望能从专业角度,和来访者一起聊怎样去结束,我们做到了什么?我们没做到什么?

  我征求了督导的建议,也小心翼翼斟酌了很久,一个礼拜之后,我写了一封信,告诉Ta我很理解Ta的恐惧,把我希望但是没有来得及和Ta讨论的事项说清楚,把我认为可以继续做咨询的必要说明白。

  按照电影的情节路数,也许到这里会皆大欢喜,我和来访者继续一起面对Ta的困扰。

  看到这几个字回复的瞬间,我的无力感可以说达到顶峰。虽然我知道人的能力有限,但是没有能够帮助到Ta,还是让我很失落。

  奇怪的是,过了几个月,即使这位来访者发现咨询确实很有必要,Ta重新联系我,我们重新开始咨询——此时我仍然没有完全消解掉那种失落和无力感。

  这种纠结一直消化了有半年时间,在一次团体督导会议上,我再次提起这个个案给我的感受。

  大概就是在那一次会议上,我才终于释然——那位来访者,或者任何一位来访者,都会以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去经历人生,甚至反复经历让Ta们很受伤的那一部分人生。

  很多人会认为,咨询师的工作是让人“改变”,很多来访者来找咨询师也确实是期待自己能发生改变,但是改变并不是几次聊天,说一两句金句之后就能发生的。

  回想这段经历,“改变”是需要咨询师和来访者双方真正面对那个困难,因为面对产生出一些勇气,然后才能终于迈出去的那小小的一步。

  各种家长里短、悲欢离合,作为一名医生,特别是精神心理科的医生,肯定需要相对中立的态度去面对患者,而不是对他们的行为和情绪做出评判。

  我刚刚进入心理医院时是在心理科,接触到一些有情绪问题的青少年,比如他们会打自己的父母。

  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,一个姐姐跟我说:“他有他的路要走,这些是他处理不了的情绪,你不要急着去改变他。”

  很多人会说医生成长后会变得冷漠,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准确的——不是变得冷漠了,而是变得冷静了,能更全面地去看待这个人和这件事了。

  我现在最大的体会是——当你站在这个人的角度,那么他的行为和言语都是可以理解的,只不过是角度问题而已。

  几次见面后,我意识到她处在一段控制型的亲密关系中,比如她男友会疏远她和家人朋友的距离。比如,她习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,总担心哪些事情会让男友觉得自己不够好。

  每次提到一些冲突,她都会故意换个词汇去描述这些冲突。当她一次次受伤,她都会发自内心认为这样的对待是来自男友的一种爱。

  作为咨询师,我很清楚地知道,自己不能直接干预她,即使她在某一次被男友家暴之后问道:“我应该做些什么?”或者在她表达自己感受到男友的爱的时候,我都必须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

  当时督导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,帮我去找到来访者的视角——对于个案来说,她有着自己所处的角度和立场,如果外人用网上经常能看到的“女性就应该独立自主”那些概念去要求她,这些没有温度的话不仅无法起到任何作用,反而还会进一步加深她的伤害。

 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咨询,虽然家暴的频率的确在减少,但也仍然会发生……这个事实是最让我伤心的,甚至会怀疑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。

  很遗憾的是,有一天这位来访者突然提出结束咨询关系,她认为已经解决了情感中的问题。

  那种无力感对我冲击很大,每一次分析没能帮助这个个案的原因,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不够专业的地方。

  后来,我申请了犯罪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,旨在系统学习施暴者和受害人的心理机制,并完成了家暴相关的硕士论文。

  这位来访者最初和我见过几次面的时候,我就感觉到Ta的状态不是很好,负面情绪的积累已经很严重。

  受到小时候一些家庭关系的影响,以及在成长中的一些创伤经历,逐渐导致Ta在后来上学、工作的时候总是用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,也习惯于放大负面的情绪,而Ta所在的公司的工作节奏原本就很快,工作强度也很大,这对于Ta的情绪状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。

  我就建议来访者去医院精神科做一次正式诊断,但是Ta对去精神科一直很抵触。

  当我们在几次见面中讨论这个议题的那段时间,来访者的生活突然发生变故,以往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出了事故,不能再起到社会支持的作用了,这也促使Ta不得不直面自己的现状,选择去医院就诊。

  当Ta再次来到咨询室的时候,已经去医院做过了诊断,的确如我所想,抑郁程度比较严重。

  在那一次咨询时,我能直观感受到Ta心里承受的那些负面情绪,真的就像潮水一样,层层叠叠。

  陪着来访者在那些负面情绪里一边体验,一边梳理,这些情绪的能量级之大,是我直到咨询结束后,才切身体会到的——负面情绪带来的疲惫感,在一瞬间袭来。

  因为我和来访者一起在Ta那些负面的情绪里走得很深,那一瞬间,我也感觉到自己也处在很负面的抑郁情绪里。

  接下来,我在咨询室里做了一次正念,一边在呼吸中体验这些情绪,一边回放本次咨询。

  在谈话中,Ta曾经表达出来愿意一边服药,一边通过咨询治疗抑郁症的想法。还说到自己会去找身边一位曾经得过抑郁症的朋友,去聊一聊,去寻找这种支持。而且,还会找一个曾经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去向Ta的家人说一说,什么是抑郁症,该怎样帮助抑郁症患者。

  也许相较于负面情绪的巨浪,这些自救的念头很小,但是我坐在咨询室里,看着Ta坐过的地方,感到很大的力量。

  当我们已经进行了几十次咨询,在一次见面的时候,Ta突然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,Ta希望可以暂停。

  在我问为什么的时候,Ta的情绪突然崩溃,是那种声泪俱下的哭诉:Ta罹患重疾,生命可能会随时逝去,因此无法继续咨询。

  在那个时刻我也无法抑制眼泪往下掉,这是我在咨询中第一次没有刻意让自己收住眼泪,人在那样的冲击之下,那个眼泪你是收不住的。

  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,眼泪哗哗流的时候我还会去想: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还能做什么?我们可以谈论什么?还是暂时继续停留在这种悲伤中?

  后来,Ta的情绪平复下来,我们就静静讨论Ta此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?未来有什么打算?

  这次见面之后,很明显地我需要和自己的个人体验老师、督导老师去讨论这个经历,特别是和督导老师要讨论后续我还要不要联系这一位来访者,后续如何处理这个个案。

  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,就是当天咨询结束时。我告诉Ta,在任何时候,如果有咨询的需要都可以随时回来,我会随时等待Ta。

  很多时候,我们所习惯的方式是以“好”与“坏”来区分情绪,当这种分裂的方式定义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时,也在压抑着我们所有真实的情绪。

  对于无助,对于愧疚,对于失去了你内心曾一直希望、期待的美好完美之爱的悲哀。

  然而这恰恰是哀伤的价值,是从分裂到整合必经的一条路,可能除了眼泪和勇气,我们有时也真的做不了什么,但能静静地待在哀伤中重新理解与思考,这或许也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。

  当我们决定要写今天这篇文章时,我们和上文中的一部分咨询师,一起参加了今年的“陈坤 · 行走的力量”活动。

  到达了“行走的力量”的终点,我们就和几位咨询师一起聊到今年活动的一个主题,“情绪”。大家都交换了曾经哪个让自己心里发生过波动、扰动的故事。

  虽然,这些故事并不是第一次在学术环境中谈起,但是当时听到一个又一个故事的时候,心里仍然会暖暖的。

  看到大家都很激动,随队心理咨询师志斌讲起他在“行走的力量”活动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,听完,我们发现几位咨询师的眼睛都有一些湿润。

  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,能温暖到更多的人,也能让大众对“心理咨询师”这个群体多那么一点点了解。

  在行走之前,西藏登山学校的老师要给我们先做一个培训。给我们介绍15位“高山向导”,会全程陪同我们完成这一次行走,帮助我们应对各种行走时的问题。

  他们首先会在学校学习三年,理论、技术、各项基本能力的训练都会学习。然后有一年实习,这一年主要会去一些高山的情境,做些事情。

  四年下来,那些优秀的人才能进入登山相关的服务公司,在公司依然从实习做起,协同别人登珠峰,在大本营适应高山的状态,继续做练习。

  等他们真正成为“高山向导”,就意味着他们既能够自己登上珠峰峰顶,还能保证他们服务的客户遇到各种困难时,仍然可以帮他们登到山顶。

  我们一下就体会到了,大家都是人,怎么可能不累?只是对于这种累、疲惫他们有更强的耐受力,有更大的内在空间来承受,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向导伙伴去交流、分享自己的困难和累。

  这件事给我挺大触动,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,在与来访者工作时,我们相当于是情绪的向导。我们自己想在临床给其他人作支持的时候,首先要有系统的理论、技能,还有具体临床的实习,再加上督导、个人体验继续强化我们的能力,可能还要按照自己的流派持续去进修学习。这样,等到真正成为咨询师,我们才有可能陪伴我们的来访者在关系中一起去穿越情感的“高山低谷”。

  但就像那些高山向导一样,我们其实都不是孤军奋战,我们背后有自己的督导、体验师、还有咨询师团体。一旦真的产生一些情绪,或者遇到艰难的个案时,大家都能讨论一下,互相支持。

  虽然最后站出来的是一个个体,但咨询师背后有一群人,那是我们能站出来做这件事的,非常重要的保护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香港免费一波中特网址